全场寂静。
陆川看了他一眼,轻轻点了点头。
会后,杨森被留下参与起草《关于加强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与心理干预机制建设的工作建议》。他提了三条:一是建立全市范围内的“高风险离职人员数据库”,由社区民警定期走访;二是推动物流企业为临时工购买基础意外险;三是设立“沉默者热线”,专供不愿露面的困难群体匿名求助。
文件提交上去三天后,市政府批复同意试点。
与此同时,技术科传来新消息:通过对周志国手机数据恢复分析,发现他在案发前三个月曾多次搜索“残疾人就业政策”“劳动仲裁流程”“如何申请低保”等关键词。最后一次登录时间是案发前一天晚上十一点二十三分,查询的是“被人辞退后能否起诉公司?”
“他一直在试图走合法途径。”王帅看着屏幕,声音低沉,“可没人给他答案。”
杨森站在监控室门口,久久未语。
那一晚,他又梦到了那条城中村的小巷。不同的是,这次他看见年轻的周志国背着行李走进物流园大门,阳光洒在他脸上,笑容朴实。而张建国站在岗亭里,手里捏着烟,冷冷瞥了一眼,挥手让他绕道走后门。
梦境结束时,雨下了起来。
清晨六点,杨森接到陆川电话:“省厅要编一本《典型命案心理成因白皮书》,点名让你主笔‘周志国案’章节。要求深入剖析社会结构性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我写。”杨森说,“但我要实名写。”
“你想清楚,这类内容容易引发争议。”
“正因为有争议,才更要写。”他望着窗外渐亮的天色,“如果我们连真相都不敢讲,还破什么案?”
接下来两周,杨森几乎住在办公室。他走访了周志国老家皖北的一个小镇,见到了他瘫痪父亲生前住过的土屋,墙上还贴着一张泛黄的“五好家庭”奖状。邻居说,老周临终前最担心的就是儿子没人照顾,托人写了封信给当地民政部门,请求帮忙安置,信至今未回。
他还找到了当年处理周志国工伤赔偿的外包公司HR,对方坦言:“当时上面压指标,必须裁掉一批人。选他的理由很简单??伤在腿上,看起来恢复慢,不如换新人划算。”
“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会怎么样?”杨森问。
HR苦笑:“我们只负责报表。至于人……太多了,顾不过来。”
回到市里,杨森又去了郊区公墓,在周父坟前站了很久。墓碑简陋,连张照片都没有。他蹲下身,用手拂去杂草,掏出随身携带的红塔山,点燃一支插在坟头。
“您儿子还好。”他说,“虽然走了弯路,但还有人记得他不是坏人。”
回程途中,他路过一所职业培训中心,门口挂着横幅:“免费技能培训,助您重新启航。”他停下脚步,走进去咨询。
负责人热情接待:“电工、焊工、叉车驾驶都可以学,政府补贴,包推荐就业。”
“有没有针对残疾人的课程?”他问。
“这个……目前还没有专门班次。不过如果有学员报名,我们可以协调资源。”
杨森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请尽快开一个。费用不够的话,我可以想办法。”
一个月后,“蓝盾倾听计划”正式启动。首批纳入监测的三百七十二人中,有二百一十九名为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的进城务工人员。系统通过社保断缴、频繁就医、社交孤立等数据维度进行风险评分,并由社区网格员上门访谈。
第一个被成功干预的是个叫李强的夜班保洁员。他在妻子病逝后独居,连续三个月未缴纳医保,曾在网络论坛发表“这个世界不需要我”的言论。系统预警后,社区民警上门发现其家中藏有刀具和遗书,立即联系心理医生介入。如今,他已在一家物业公司找到稳定工作,每周参加一次互助小组。
消息传到支队,众人唏嘘不已。
“我们救了一个‘未来的周志国’。”王帅感慨。
杨森只是点头。他知道,这只是开始。
某日下班,他顺路去接儿子放学。孩子蹦跳着跑过来,突然仰头问:“爸爸,你说的‘被遗忘的角落’,是不是就像学校后面那个没人打扫的厕所?”
杨森一怔,随即笑了:“差不多吧。只不过有些人的心,比那个厕所还脏、还黑,但也更需要有人去擦一擦。”
周末,他又一次带儿子去了警察博物馆。展厅新增了一块区域,名为“案件背后的面孔”。除了那双42码劳保鞋,还陈列着周志国的红塔山烟盒、烧焦的日记残页复制品,以及一段语音留言??经家属同意,使用AI技术还原了他在被捕当晚低声呢喃的一句话:
“我只是……想再上一天班。”
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人驻足良久,有人拍照转发,也有人默默流泪。
杨森站在展柜外,看着玻璃上映出的自己和儿子的身影,轻声说:“你看,哪怕是一个犯了错的人,他的痛苦也值得被看见。”
孩子握住他的手:“那下次,我也想听别人说话。”
雨又下了起来。
这场雨持续了整整七天,洗去了街头的尘埃,也冲刷着这座城市长久以来的冷漠与忽视。第七天夜里,杨森再次翻开笔记本,写下最后一行字:
“正义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当我们学会倾听沉默者的脚步声,才能真正称之为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