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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36章 嫌疑人赵卫国（第1页）

“机械厂老板叫赵卫国，‘老黑’好像是姓周，具体名字不清楚，只知道他是做五金生意的，经常在周边工厂拉货。”老张补充道，“庞云的妻子在城中村开了个小卖部，你们可以去找她问问，说不定能了解更多情况。”

。。。

凌晨三点十七分，城市陷入最深的寂静。街道上只剩下一盏盏孤零零的路灯，在湿冷的空气中晕出一圈圈昏黄的光晕。风从南郊方向吹来，带着铁锈与泥土的气息，像是某种低语，缓缓爬过窗台，钻进刑警支队三楼那间始终亮着灯的办公室。

杨森没走。

他坐在桌前，面前摊开着周志国案的全部卷宗??从第一份报案记录到最终结案报告，整整三十七页纸，每一页都像一块沉重的砖，垒成了这座城市的暗面围墙。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那份烧焦的日记残页复印件，目光停在那句反复涂改的话上：“我不想伤害任何人……我真的不想……”字迹歪斜、颤抖，仿佛书写者当时正用尽全身力气压制内心的崩塌。

窗外雷声隐隐滚动，雨还未落下来，但空气已经沉得能拧出水。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王帅发来的消息：**“刚接到铁路公安通报，沙河镇看守所那边说，周志国昨晚又咳了一夜，体温飙到39度以上，肺部有积液迹象。医生怀疑是长期营养不良加上旧伤感染引发的慢性支气管炎恶化，建议转监外治疗。”**

杨森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指尖微微发紧。他想起审讯室里那个蜷缩的身影，左腿缠着渗血的绷带，嘴唇干裂，声音嘶哑如砂纸摩擦。那时他还以为那是逃亡路上的狼狈，现在才明白，那是早已被生活碾碎的人最后的喘息。

他起身走到档案柜前，拉开最下层抽屉，取出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是一张未公开的照片：废弃化肥厂东侧小屋的后墙角落，技术人员用紫外线照射发现了一行几乎被雨水冲刷殆尽的刻痕??歪歪扭扭写着“我还想活着”。

没人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刻下的，也不知道用了多久才一笔一划完成。或许是某个深夜，或许是发病时意识模糊中的呢喃。但它真实存在过，就像周志国这个人，曾经真实地活在这个城市的一隅，搬运货物、抽烟、咳嗽、祈祷能多挣一天工钱。

杨森把照片塞回文件夹，转身拨通了陆川的电话。

“老陆，我想见周志国一面。”他说，“不是以警察的身份，是以一个……听过他说话的人。”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你可以去，但别抱太大希望。他这几天几乎不说话，连饭都是机械性地吃。医生说他心理防线彻底塌了，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状态，可能已经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

“我知道。”杨森轻声道，“可有些话，必须有人去听。”

第二天清晨，杨森独自驱车前往沙河镇看守所附属医院。天空灰蒙蒙的，远处山脊线隐没在雾中。医院建在一片荒坡边上，外墙斑驳，铁门锈迹斑斑。值班护士登记时抬头看了他一眼：“你是第一个来看他的家属以外的人。”

“我不是家属。”杨森递上证件，“我是办他案子的警察。”

护士怔了一下，低声说：“他昨天半夜还在咳血，现在刚打完点滴睡着了。你要进去可以，别刺激他。”

病房很小，只有一张床、一把椅子和一个挂点滴的架子。窗帘半拉着，光线微弱。周志国躺在那里，脸色蜡黄，呼吸浅而急促，左手无力地搭在床沿，指甲发紫。床头柜上放着半瓶止咳糖浆，标签已被撕去，只剩下一圈胶痕。

杨森轻轻坐下，没有叫醒他。

大约二十分钟后，周志国睁开了眼。起初他眼神涣散，像是认不出眼前是谁，直到看见杨森肩上的警号，瞳孔猛地一缩，本能地往床里侧缩了缩。

“你不用怕。”杨森低声说，“我不是来问案情的。我就想问问……你还记得自己最后一次正常走路是什么时候吗？”

周志国愣住，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去年十月之前？”杨森继续说，“你说你韧带撕裂，公司赔了八千块就让你走了。有没有人带你去做康复？有没有人告诉你以后还能不能干活？”

这一次，周志国的眼角颤了一下。

“他们让我签了个协议，说以后再出问题跟他们没关系。”他终于开口，声音极轻，像风穿过裂缝，“我说我想做点轻活，比如分拣、登记，主管说我不识字，看不清货单，耽误效率。我说我可以学，他说……‘你这种人，迟早是个麻烦。’”

他说完这句话，闭上了眼睛，仿佛耗尽了所有力气。

杨森静静听着，胸口像压了块石头。

“你知道张建国为什么会被派去13号库房吗？”片刻后，他问。

周志国摇头。

“因为他那天举报了园区私自堆放危化品的事。安保科调他过去清点库存，其实是临时安排。换句话说，如果你那天没去找他求情，你们根本不会碰面。”

病房里骤然安静。

周志国的呼吸忽然变得粗重起来，手指紧紧抠住床单，指节泛白。

“你是说……他是替别人背锅才死的？”他声音发抖，“如果我没去找他……他就不会死？”

杨森没回答。但他知道，这个问题本身，比任何判决都更锋利。

中午时分，杨森回到支队，将这次探视的情况整理成一份非正式笔录，附在案卷末尾。他在备注栏写道：**嫌疑人存在明显悔罪情绪，且对自身行为后果认知清晰，建议司法程序中酌情考虑其精神状况与社会救助缺失背景。**

下午四点，市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近期频发的“边缘劳动者极端事件”。杨森作为一线代表列席。会上播放了一段匿名拍摄的视频：一名中年男子蹲在物流园外围墙边啃冷馒头，背后是高耸的监控塔和疾驰而过的货车。画外音是一名年轻搬运工的声音：“我们这些人，死了都不会有人查。活的时候没人管，死了就是个数字。”

会议室鸦雀无声。

副局长陈明清咳了一声：“这些案例确实值得警惕。但我们也不能因此放松执法尺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可现实从来就不平等。”杨森突然开口，“一个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月薪三千五的临时工，受伤后拿不到工伤认定；一个想重返岗位的残疾人，却被一句‘你不配’彻底否定尊严。当整个系统对他们关上门的时候，我们却要求他们保持理性、遵守秩序？这公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