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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19世纪的法国散文1（第2页）

勒南本想成为一个历史学家，一个批评家，一个哲学家，一个东方主义者，然而，最终他还是成了一个文学艺术家。而文学，这位神秘莫测的女神，也接纳了他。

泰纳认为自己是一位科学的历史学家和逻辑学家，而不是一个文人。在19世纪下半叶，科学精神占领了思想领域，“科学”这个词及其所代表的理念或方法，甚至都有点儿滥用了。每一项人类活动都有其对应的一门科学，甚至还有关于**方面的科学。这场运动是对浪漫主义时期松散思想的一种反抗，泰纳是法国运动的领导者。他认为一个拥有天赋的人，不管是政治家还是诗人，只要弄清他所属的种族，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他的才能，就可以对其进行解读。

在这种模式下，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传记和历史的问题。后来，批评家们对泰纳的方法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这并不能完全证明人类的天赋。的确，在他的散文中，泰纳本人比他所表现的更像一个诗人，他的审美热情常常驱使他超越了他所宣称的原则。对英国读者来说，他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因为他的《英国文学史》永远不可能完全被后来的研究所取代。从伟大的法国思想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文学，是最富有启发的。

人们常以为，忧郁是浪漫所特有的气质。在法国，浪漫主义者雨果、乔治·桑、大仲马歌颂生活的欢乐，而理性的现实主义者却是忧郁和悲观的。泰纳带着近乎沮丧的眼光看着人类。而追随巴尔扎克的小说家——福楼拜、莫泊桑、左拉——也有同样的心情，不是因为巴尔扎克的影响，而是因为整个社会环境都是黯淡无光的，其部分原因是1870年的战争。

福楼拜对人冷眼旁观，同时又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对生活的看法充满讽刺，并且将自己置身于幽默之外，这使得他的书没能广为流传，但是对于那些青睐福楼拜艺术的读者来说，这是完美的。写一页稿子，他花了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他总是反复斟酌修改每一个词，呈现出来的结果并非过分雕琢或者矫揉造作，而是精彩绝伦、自然而然，感觉这个词本身的作用就是如此。

他最著名的小说是《包法利夫人》，书中描写了一个软弱可怜的浪漫女人，以及她在一个沉闷的乡村小镇里与凡俗男子之间发生的风流韵事。这样的故事似乎并不讨人喜欢，然而它却是一部非常伟大的小说，不仅因为它完美的风格，还因为它里面忠诚的性格。这个故事是由一些枯燥无味的素材拼凑成的，但平凡的事物变得非同寻常，故事的进程就像潮汐一样无法避免。为什么《包法利夫人》是福楼拜作品中最有名的一部？这一点并不太容易解释。《情感教育》是一本更加伟大的书，是一出年轻人希望破灭的悲剧。福楼拜的视野非常广阔，他把过去与现在、事实与幻想、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区分开来。在《萨朗波》中，他像浪漫主义小说家司各特或大仲马一样，从历史中挖掘素材，但依然保持着客观科学的态度。他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悲剧，在温柔中表现出讽刺，在平庸中表现热情，他不是矛盾的天才，而是能看透人生真谛的智者。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讽刺填满了他的思想，在未完成的《布瓦尔和佩库歇》中，他把所有角色都描绘成愚笨的小人物。

福楼拜将理性带入浪漫，并向它传授了现实主义，这是一个只有大师才能学到的写作技巧，即生活的事实可以转化为精致的美，真理并不枯燥，优雅的词句也包含了简单、准确、明晰与逻辑。

福楼拜的学生盖·德·莫泊桑是短篇小说大师，一个自学成才的天才。对于莫泊桑来说，除了故事本身、讲故事的人以及故事发生地的最简略轮廓，什么都不存在。没有一个作家对生活中的非叙事性问题不感兴趣，除了大仲马。把热情洋溢的浪漫主义者和冷酷的现实主义者相提并论是不科学的，浪漫主义者有着不同的天赋——可以不对他们的角色做出任何评论的天赋。

现在的作家也一样，没有对人性的分析，没有善与恶之间的选择，没有说明性的“心理学”。当然，相似之处到此为止。大仲马生活在一个斑斓的过去，并创造出令人兴奋的场景，而莫泊桑则住在单一乏味的街道及屋子里，并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现，这是一个欺骗所有人的浪漫谬论。不过，莫泊桑在他的观察范围之内还有另一种能力，那就是让生活通过行动告诉自己，让自己远离而不是去操纵人类的事务。这种品质在薄伽丘身上和《一千零一夜》中都能找到，但大多数现代小说都缺乏这一品质。如果生活是惨淡可笑或者不体面的，那就是生活本身，与莫泊桑无关。

因为莫泊桑选择描绘生活的某些方面，而这些方面并不是客厅谈话的常规主题，所以他的某些故事遭到一些读者的拒绝，也许年轻人和弱者不应该读这些故事。从整体上来看，莫泊桑的伦理观很全面，也很严肃。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相信托尔斯泰，他曾这样评价莫泊桑：“莫泊桑是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仅次于维克多·雨果。我很喜欢他，我认为他比同时代的人都优秀。”《羊脂球》是他的第一部天才小说，它的精华部分非常富有同情心，尽管从表面上看是冷酷无情的。他观察人和事物只是为了找出与之相关的故事类型。不管这个故事是否愉快，他都是为了故事本身，不带任何偏见，既不偏袒英雄，也不贬低坏人，不会越过叙述的直接效果。

莫泊桑的语言强韧有力，没有多余的细节，也没有一个无用的词。莫泊桑在短篇小说中是一位至高无上的艺术家，以至于我们可能忘记了他是一位具有持久力量的小说家。《一生》和《如死一般强》几乎是法国文学中所能找到的最完美的小说。莫泊桑的语言和思想精炼，成绩卓著。

出版书籍最多的博物学家左拉，不断罗列细节，通过作品的篇幅取胜。与他的作品相比，巴尔扎克的作品短小而精悍，而莫泊桑的作品不过是个骨架而已。左拉的小说以其强大的力量而著称，所有的生活都被卷进其中，直到读者对生活感到厌倦并希望不再有那么多的日常。左拉的作品没有法国风格中的魅力和优雅，法国的批评家对他非常严厉。

在左拉的所有作品中，没有杰作，也没有瑰宝。但是，若在他无数小说中选择两三本的话，我们可以赋予《娜娜》《崩溃》《土地》以盛名，这三部以及其他小说，都被翻译成了英语。他的作品译文与原著出入不大，因为他的力量在于作品的内容，而不在于任何特殊的写作风格。左拉的批评者——他的小说是不可否认的证据——指责他过分强调肮脏、冷酷无情，但是他的人生观不是有害的，他只是描述痛苦的内科医生或社会改革者，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什么问题，其实他也希望世界变得更好。

左拉第一部成功的作品《小酒店》是一本反对酗酒的书。毫无疑问，左拉是诚实的，他在德雷福斯一案中的英勇斗争，证明了他具有高尚的品德，德雷福斯死后被誉为民族英雄。

左拉的葬礼是由阿纳托尔·法朗士主持的，他与左拉十分不同。法朗士以法国国名为笔名[2]，这是他的权利。他很有个性，独树一帜，但他的折中主义精神包含了法国传统的精华。我们如果只能选择阅读他的书，就能够了解他的祖国、他所处的时代以及最完美的法语形式。他敏锐而坚定的怀疑态度，触及了生活的每一个侧面。

法朗士的《企鹅岛》是一部具有讽刺意味的文明史，乔纳森·斯威夫特会对此一笑置之，伏尔泰也会高傲地不予置评。统称为《当代史话》的四部小说都是“现实主义”作品。《波纳尔之罪》是一个浪漫的故事——内容生动有趣却又令人动容。他和他的朋友左拉一样，在重大问题上严肃而热情。他肩负着一种博学的重担，这会让一个普通学者感到惊愕。他的思想通常是革命性的，他的风格纯粹质朴。他讨厌虚伪，但他的憎恨又是温和的，带有讽刺和哲学意味，从来没有愤怒。他天生带有批判性，又像在质询，他通过小说这一载体，巧妙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和见解。

19世纪是法国散文最鼎盛的时期之一。小说和批评文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极大的发展。即使没有杰出的大师，也会有出彩的散文文学。在这个人才济济的世纪里，很难说谁是最杰出的，其实也没有必要去说。这个问题是特别令人困惑的，虽然它不需要我们担心，因为小说受制于迅速变化的公众口味和评论家的判断。

亨利·贝尔·司汤达是一位天才，他的名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他的小说《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在人物性格分析方面是非常卓越的。它们出版于19世纪上半叶，但直到司汤达去世后才给人们留下些许印象。巴尔扎克很欣赏他，后来的法国作家也认可了他的影响力，并宣称他是天才。现代最优秀的批评家勒米·德·古尔蒙将司汤达视为一块试金石：我们如果不喜欢他，就不属于“快乐的少数人”。

还有一位作家，他的小说是很多幸福的人的共同财产，他就是梅里美。他的《高龙巴》是一个与科西嘉有关的故事，叙述完美，内容丰富，就像梅里美所有的作品一样，风格古典而清晰，充满诗意色彩。他的歌剧《卡门》具有不朽的双重身份，因为它是长期上演的歌剧脚本的来源。

阿尔封斯·都德被称为法国的狄更斯，在热情和幽默方面就像英国的大师。他对所有的人，特别是那些在生活中遭受不幸的人，表现出了由衷的同情。在这方面，他与维克多·雨果和狄更斯相似。小说《小弗罗芒和大里斯勒》使他声名鹊起，小说中的主角心地善良，不多愁善感。后来的小说也是如此，这使他在大众眼中越来越有影响力。

都德的风格魅力（也许还有他本人）受到了更具批判性和分析性的作家的敬重，比如左拉、福楼拜、爱德蒙·德·龚古尔。他属于自然主义者一派，也属于拉伯雷一族的说笑者和滑稽人士一派。他的《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是文学中最有趣的笑话之一。

都德的朋友爱德蒙·德·龚古尔和他的弟弟朱尔是自然主义作家，或者说是视觉主义者。他们认为生活与其说是叙事的素材，不如说是描述细节的素材。但是，正如斯蒂文森所说的，叙事是文学的典型特征，叙事战胜了他们的理论。在他们的几部小说中，以《勒内·莫伯兰》为例，他们把故事的旧艺术和他们手中或多或少有些新颖的艺术结合在一起，对人物的心理活动进行细微的分析或记录。

《龚古尔兄弟日记》是重要的文献，它不仅表现了作者的信仰和个性，而且对19世纪的法国文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爱德蒙·德·龚古尔用他的遗产成立了龚古尔学院，这个学院成立的最初目的是对法国官方学院进行抗议，但现在它已经成为龚古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它丰厚的奖励，厚重的荣誉，使每一位年轻的法国作家垂涎。在法国文学中，它一直是一股强大的支撑力量。

于斯曼是一个深受龚古尔兄弟影响的人。他一开始是和左拉一样的现实主义作家，这体现在其作品《浮沉》中；后来，他成为一个宗教神秘主义者，这体现在《大教堂》中。于斯曼的作品并没有全部被翻译成英文，或许只有少数书被尝试翻译成了英文。他色彩鲜明的风格很难被表现出来。他成为一位作家，是文学界的一大幸事，将来他肯定会在法国和其他国家更为人所知。

皮埃尔·洛蒂是一个精致的艺术家，他于1923年去世。他是一名海军军官，去过很多地方，感受过大海和陌生土地的魅力。他的经历在小说和回忆录中以微妙和真诚的方式重现。他在南海创作了《洛蒂的婚姻》，在日本创作了《菊子夫人》，在布雷顿海岸和北海创作了《冰岛渔夫》。他以敏感的笔触向外界描述所发生的一切。洛蒂是一个印象派画家，对他来说，无论在哪里，世界都是多彩的、感官的，和道德意义上的善与恶无关。

保罗·布尔热是一个敏锐的、极为严肃的社会研究者，越来越倾向于保守。他的作品深入人物的内心，如果他的态度不那么势利，一定会打动我们的。他是一个艺术家，《弟子》和《都市》都是具有一流水平的小说。布尔热和他生活的时代有些刻板，注重精密的分析，生活上趋于保守。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很多青年从新的理想主义之光中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其中的主要人物是罗曼·罗兰，他的《约翰·克利斯多夫》是一部国际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德国音乐家，他有一段生活在法国的经历。这部长篇小说在法国广为流传，其英语译本的读者也很多。它的精神是包容世界的。1914年，世界和平面临一个致命的关键时刻。罗兰在一篇名为《超然于纷争之上》的文章中试图提醒这一点，但他好战的同胞并不喜欢他和其他人文主义者的著作。晚年的法朗士保持着优雅的宁静，亨利·巴比塞（著有《火线》）和其他作家则描述了战争。

在回顾同时代的英美文学时，我们发现指出正在做什么、流行什么运动是不可能的。通过一个人生活的环境去辨别、评估甚至直接了解他——了解一个并非出自文学作品中的角色，是非常困难的。然而，我们可以大胆地认为，一个时代的结束是以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死亡为标志的。他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有英文版）是一个敏感的观察者所写的关于现代社会的细致研究，也是半个世纪以来心理小说的总结，开启了法国文学的新纪元。

在文学的表现形式中，法国人最擅长的就是文学评论。从布瓦洛到勒米·德·古尔蒙，再到二十多位年轻的当代人，法国的文学评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极具创造性的，对其他文学形式的影响也是无价的。圣伯夫派、勒南派、泰纳派、舍勒派、萨西派仍在蓬勃发展。在老一辈大师之后，出现了两位学者，布伦蒂埃和法盖。而且最伟大的印象派批评家法朗士，其小说也永远持一种批判态度。还有两位英年早逝的杰出人物：马塞尔·施沃布对英国文学和对法语一样敏锐；埃米尔·亨尼金对法国作家和其他国家的作家（如爱伦·坡和狄更斯）的研究过于简单，但也成了法国文学的一部分，是文学评论中最后一位发声者。在文学评论界，全世界的文人都应向法国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