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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19世纪的法国散文1（第1页）

第三十八章19世纪的法国散文[1]

在沃尔特·司各特如画般的罗曼诗之后，还有另一种浪漫情调有待创造，一种更美丽、更完整的浪漫。这便是史诗般的戏剧，如诗如画，真实而理想，真实而宏大。

——维克多·雨果

一切都是存在的，一切都是共存的。浪漫主义有它的傻瓜，也有它的智者。

——勒米·德·古尔蒙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国浪漫主义流派，被称为19世纪最伟大的文学流派。

——格奥尔格·布兰代斯

法国文学的浪漫主义复兴在时间和精神上与英国文学的浪漫主义复兴是一致的，两者都与法国大革命所涉及的思想有关。勃兰兑斯曾说过：“英国的运动比法国强大得多，因为英国碰巧有天生的文学家，他们比法国任何一个天才都伟大，所以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繁荣得更早，也更丰富。”那个时代（以1800年为中心）激**了英国人的思想，而英国诗人也有所回应。法国人的思想是消沉的，直到后来，法国也没有一个文学家能比得上司各特和拜伦，更不用说济慈和雪莱了。法国人在济慈和雪莱逝世多年之后才听说他们。

从18世纪的法国思想来看，伏尔泰的才能作为一种文学影响逐渐消失了，尽管他个人的名声依然存在。卢梭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占主导地位，夏多布里昂则将其转化为宗教情感和理智反应。夏多布里昂在19世纪初出版的《基督教真谛》是法国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它是对基督教的一种辩护或赞美（体现在色彩、魅力和象征方面），而不是在论证宗教或神学。

《基督教真谛》中最糟糕的是说教，最好的是彩色玻璃和主教堂的管风琴。其中一章是这部作品的插入小说《勒内》。小说主人公勒内是一个憧憬未来、富有探险精神，但又很忧郁、孤独的年轻人，成为法国文学史上“世纪病”的典型，其在整个欧洲的小说和诗歌中相当流行。雪莱的《阿拉斯特》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都塑造了同一种人物形象。卡莱尔对其的回应相当生硬：“年轻人，别游手好闲，去工作。”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小说里，我们发现了这些可怜的、不满足于现状的孩子，我们把他们送到了叫作心理分析学家的医生那里，他们也许比夏多布里昂聪明，也许比不过。“万物皆有之”，对于英国读者来说，夏多布里昂忧郁的语调并不像一百年前的法国人那样令人印象深刻。近两个世纪以来，英国的罗曼史一直与一个叫哈姆雷特的多疑可悲的人物相关联，而关于1800年前后的英国小说，虽然现在满是流言蜚语，但仍被菲尔丁和斯摩莱特的理智所左右，而且即将被司各特同样强大的理智所主宰。

夏多布里昂在英国住了几年，晚年他翻译了《失乐园》。他的很多作品都被翻译成了英语。但是出于某些原因，他在英国并没有广为人知。现代的法国人认为，他的花言巧语令人不快，但他们知道，他是一位身处法国散文过渡时期的大师。他的肩膀成长了，变得强壮有力了。

在19世纪初，诞生了巴尔扎克、维克多·雨果、亚历山大·大仲马、乔治·桑等知名的小说家，以及评论家、散文家圣伯夫。巴尔扎克是法国最具创造力和最有权威的小说家，尽管他在写了许多故事后才意识到自己的目标：描述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将自己所有的作品汇总成一部《人间喜剧》。他没有完成他的计划，在五十岁时就去世了。人类的喜剧超越了个人、国家或者整个时代。

不过在巴尔扎克前后，没有一个小说家能够驾驭这么大的标题。他拥有各种语系的各种读者——他的大多数作品都被翻译成了欧洲的各种语言——将自己视为他们的朋友或敌人，不论当时的情况如何。巴尔扎克研究了所有类型的人，包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办公桌前度过的，他忙于应付工作上的麻烦，这足以消耗一个普通人的全部精力，所以让人费解的是，他怎么有时间去了解这个社会呢？

答案是，他拥有作为一个小说家最基本的天赋——洞察力。他只要过目一次，就能了解人物及其所处的场景，这样他就能用精确的细节来表现人物与场景——有时细节太多了。他的聪明才智和勇气加强了他的洞察力。在这一点上，他就像他非常钦佩的司各特一样。他从不推卸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不遗余力地埋头写作，有时长达一天十六个小时。他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自己的作品上，使它们永葆生机。

巴尔扎克在开始写作前，就已经解决了浪漫与现实之间长时间的争论，这种争论至今仍在徒劳地持续着。这是批评家和小说家感兴趣的学术问题。对于法国人来说，每一部长篇小说，无论其内容与写作方式如何，都可被称为浪漫，这难道不是他们用自己精确的语言给出的答案吗？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把生活的全部或大部分时间看作灵魂的浪漫冒险，不遗余力地给人以真实的印象，这难道不是他的回答吗？巴尔扎克的文学主义和梦幻般的想象并不冲突；读者可能看到了这样的冲突，但是巴尔扎克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巴尔扎克的伟大在于他拥有同情心。在《欧也妮·葛朗台》中，他把一个纯朴的乡下姑娘置于狭小的环境中。在其他书中，他描绘了另一类女人的“辉煌和悲惨”。他是第一个利用塞萨尔·皮罗托在商业世界中的悲惨经历，将商业和金钱的肮脏引入浪漫的小说的人。在他的许多比较重要的小说（如《邦斯舅舅》《贝姨》《高老头》）中，都有各种形式的贪婪和自私等邪恶的主题。巴尔扎克对生活没有任何多愁善感的感情。他对生活的看法是公正的，对年轻女孩，他是温柔的。

巴尔扎克对年轻人的态度总体上是严肃的；在梅瑞狄斯开始写作的许多年前，他就描述过“自我主义者”。他承载的感情生活远远超过了幸福夫妻的婚姻。婚姻只是其生活中的一段插曲，人们活着，然后变老——巴尔扎克笔下的老人、古怪的人、讨厌的人、可怜的人都写得非常出彩。我们也可以这样想：这位人类观察者对景物和地点也会有感觉，尽管他不是一个诗人，但他的《塞拉菲塔》的风格接近散文诗，这部作品是斯维登堡神秘主义的一个实验品。他是一个真正的巨人，或是一座巨人的雕像，后来的小说家从他的雕像上取下石料，进而铸造成一座更小的雕像。

巴尔扎克的朋友及同为伟人的维克多·雨果，几乎生活在整个19世纪，他是五十年来法国最伟大的文学大师。他是诗人、剧作家、小说家，还是政治宣传作家。他离开祖国二十年，政治上的际遇使他名声大噪。当他回来时，他是如此光荣，以至于一些冷淡的法国批评家对他的显赫有些反感。

在英法以外的欧洲，他最为人熟知的作品是《巴黎圣母院》（亦称《钟楼怪人》）和《悲惨世界》。它们是情节剧，某些场景扣人心弦。在日里亚与章鱼的战斗中，在怪人迫使他的敌人落入大教堂的阴沟并走向毁灭的时候，谁没有在战斗中颤抖过呢？雨果的情节剧，好比莎士比亚的作品以及所有其他好的情节剧，情节背后充满了思想和感情，令人难以忘怀。

与狄更斯的做法相似，雨果运用一些匪夷所思的情景来达到刺激社会的目的，而社会本身是乏味而黑暗的。当然，这两个人，以及其他所有富有戏剧性想法的作家，都很欣赏自己笔下引人注目的场面。在《悲惨世界》一书中，雨果把冉·阿让的职业生涯及生平零零散散地拼凑在一起，有五六本小说那么多。这部小说几乎容纳了一切，其书名不可译成英语，因为它的意思不仅仅是“悲惨”“贫穷”“可怜”“不幸”，还包括更多的东西。也许雨果在法语中赋予了书名丰富的含义。

雨果所想的、所做的，就是要把所有的生命展现在安逸和特权之下。如果雨果不是一个热情洋溢的讲故事的人，这样的主题也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呼吁，是枯燥的材料罢了。史文朋把《悲惨世界》称为“有史以来在创作或构思上最伟大的史诗和戏剧作品”。我们同意斯蒂文森冷静的观点，即雨果的爱情散文“对任何作家来说都是非常有名的，虽然它们只是雨果为自己的天才所树立的纪念碑中的一座浮雕”。至于他的诗歌和戏剧，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讲解。

亚历山大·大仲马大概比一百年来任何一位作家都更喜欢他的读者。他是传奇爱情小说中最杰出的大师，他的作品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其中一些情节是虚构的，一些是真实的，而所有这些都栩栩如生。如果大仲马不是一个艺术家的话，他的故事可能会被归入廉价小说的行列。它们也许会让大众满意，但不会在文学中占据永久的地位，也不会得到读者的尊重，因为读者更需要一部真正的小说，而不是阴谋和冒险。

不过，大仲马是一个艺术家，他不仅设计了令人兴奋的情节，还创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他们穿着靴子，站了起来，或行走，或扬眉吐气地迈步，并以各种生动的口音开口说话。与司各特、巴尔扎克和特罗洛普相比，他写作速度很慢，但他的活力从未令人失望。他有许多合作者，有人讽刺他开了一家小说工厂，但他是这个工厂的灵魂。令人惊奇的是，在他无数的传奇故事（更不用说戏剧和回忆录了）中，有很多都是同类作品中的杰作。至少有两部作品，《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是英国读者（当然还有法国读者）儿时记忆的一部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不朽的三人组——波尔朵斯、阿多斯和阿拉密斯。如果永恒也可以比较的话，那么更不朽的是达尔大尼央。然而我们长大了，意识到大仲马不只是一个聪明的卖艺人，他的《路易十五时代的婚姻》等小说虽然并非一流的作品，但结构缜密，构思精细。

大仲马行事仓促，虚张声势。他偏重利益，好像做戏一样。他（和他所处的环境）没有用多少时间去思考，而且他过于依赖自己与生俱来的即兴发挥能力。但在快速变化的娱乐背景下，大仲马的作品蕴含着一种丰富的生活感和惊人的智慧。

大仲马在外界的冒险中和遥远的时代发现了浪漫，而乔治·桑在自己身上、在法国以及她所关心的农民身上找到了浪漫情调。乔治·桑是法国小说家中最伟大的女性，也是法国女性中最伟大的小说家。无论她的小说的场景或情节是什么，都有一个不变的主题——爱的权利、责任和自由。在以多种形式衍生这一主题时，她是一位坦率的女性。她的男性化笔名比乔治·艾略特的含义更少——乔治·艾略特是英国女作家，乔治·桑不可避免地被拿来和她做比较。实际上，两者有很大的不同。

她们所有的共同点就是她们对普通人的爱，对残酷世界的反抗，以及表达自己纯真思想的能力。乔治·桑的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是那些描述乡村生活、迷人的小牧歌——她恰如其分地称它们为“牧歌”——《小法岱特》《弃儿弗朗索瓦》和《魔沼》。

这一时期的伟大批评家是圣伯夫。他是这些浪漫主义诗人的朋友或敌人，从长远来看，也是法国文学的最好的朋友。不过他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只局限于法国。批评是一种写作形式，它并未触及文人的利益，很少有批评家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可以这样说，批评家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是没有荣誉的，除了在他的祖国。圣伯夫对马修·阿诺德和其他英国批评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能欧洲的每一位文学评论家都曾受益于他。他的伟大贡献是他对法国文学、法国人和整个世界的清晰阐释，但世人很少阅读批评类的作品。圣伯夫的一些论文已被翻译成英文，对于那些不懂法语的人来说，它们仍然是难懂的东西。不过对于那些懂法语的人来说，它们不仅是敞开的书，而且是其他人的书籍的序言，是他之前所有法国文学和同时代人的作品的序言。虽然他常常错误地评判它们（例如巴尔扎克的作品），但总的来说，我们从评判中看到了智慧的光芒。

在圣伯夫之后，没有哪个有文化的法国人有任何借口不去了解他的国家及文学作品，也没有哪个外国人在法国文学中追随的人物比圣伯夫更好。他对法国思想有理性的一面，亦有批判的一面。尽管法国人在所有形式的文学艺术中都有大师，但其中最有造诣的可能是勒南和泰纳。勒南以《耶稣传》著称，这部著作既坚持怀疑论，又表示出虔诚的信仰。每一本关于宗教主题的书最后都会变成这样，基督徒不喜欢它，异教徒则利用它，但勒南并没有这样的意图。勒南本人否认对文学的一切兴趣，对他自己来说，他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也是一个对风格毫无兴趣的历史学家。但是，文学的复仇方式是赦免敌人，《耶稣传》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本好的说明书或“科学”的历史书，但不可否认它的确是一件艺术品，它是对《新约》的一个清晰的重现，并添加了一些色彩，因为勒南在叙利亚写了很多类似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