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远一些的地方,有人在低声念诵,声音含糊不清,像是在反复推敲某个字句。
整座贡院沉浸在一片凝重的寂静之中,只有偶尔传来的更鼓声,提醒着时间的流逝。
第一场考试的三日,在紧张与煎熬中过去了。
李易将四书题三道、经义题四道全部答完,每一篇文章都经过了反复的推敲和修改。
他没有刻意追求辞藻的华丽——那种堆砌典故、卖弄文采的文章,在乡试中往往不得好评。
真正的考官,看重的是文章的“理”——也就是思想的深度和逻辑的严密。
他自认这几篇文章写得还算满意。
尤其是那道“其行己也恭”的题目,他将周道衡讲学中的许多观点化用进去,既没有过于直白地暴露自己的立场,又让文章有了一种沉甸甸的现实关怀。
这种关怀,在满纸“代圣贤立言”的科举文章中,是极为罕见的。
第二场考试紧接着开始。
这一场考的是论一道、判五条、诏诰表内科一道。
相比于第一场的“经义”,这一场更侧重于考生的实际行政能力——论考察的是对时政的看法。
判考察的是对法律条文的掌握,诏诰表考察的是公文写作能力。
论的题目是:“论盐铁之利与民争利之害。”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盐铁专卖,是大乾朝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
朝廷将盐铁的经营权收归国有,垄断价格,以此获取巨额的利润。
但这项政策从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巨大的争议——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与民争利”的政策,朝廷赚的每一文钱,都是从百姓的口袋里掏出来的。
李易看到这个题目时,心中微微一动。
出这道题的人,要么是一个极度迂腐的书呆子,要么是一个别有深意的明白人。
因为这道题表面上是在讨论盐铁政策,实际上是在拷问整个朝廷的财政伦理——国家和百姓之间,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他没有犹豫太久,提笔便写。
他先引述了《管子》中“利出于一孔”的论述,说明盐铁专卖的理论来源。
又引述了汉代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与大夫的辩论,指出这项政策自古以来便争议不断。
然后,他将笔锋一转,开始分析当下的现实:
“今之盐铁,其利十倍于古。官鬻之价,高于私贩数倍,而盐质之劣,又远逊于私。百姓不得不食,不得不铁,故虽明知其害,亦只能仰受其剥削。
朝廷以此充边饷、备灾荒,固有其不得已之处。然利之所在,奸宄丛生。私贩横行,官商勾结,上下其手,中饱私囊。朝廷所得者十之三四,而官吏所蠹者十之六七。名为国利,实为民害。”
这一段写得极为犀利。
他不仅指出了盐铁专卖对百姓的剥削,更揭露了其中的腐败——朝廷名义上赚了钱,实际上大部分利润都被官吏贪污了,真正落入国库的不过十之三四。
但他同样没有让文章停留在“批判”的层面。他接着写道:
“夫利者,天下之公器,非一人之私物也。朝廷欲富国强兵,不可无利;然取利之道,当以不伤民为本。
盐铁之利,与其使官吏中饱,不若稍弛其禁,许民间经营,而朝廷收其税。如此,则民得实惠,国不失利,而贪蠹之弊亦可稍减。此所谓两利之法也。”
这段话的核心思想是:与其让朝廷垄断经营、官吏趁机贪污,不如放开一部分管制,允许民间经营,朝廷只收取税收。
这样百姓得到了实惠,朝廷也没有损失财政收入,税收代替了垄断利润,而贪污的空间也被压缩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自由经济”思路,放在大乾朝的语境下,几乎是一种颠覆性的主张。
但李易将其包装在“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传统话语之中,让它看上去不那么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