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普请阿纳纳斯喝咖啡的地方,是庄园东侧一间很小的账房。
说是账房,其实更像一间经过精心美化的牢房:没有窗,墙壁刷成一种令人想起医院走廊的米白色,四面放满深色文件柜,桌上有两盏绿色罩子的银行灯,光线集中地落在账本、钢笔和一台看起来年代久远但显然保养极好的计算器上。阿纳纳斯进门时,第一反应是——拜瑞家连算钱的地方都不愿让太阳照进来,仿佛财富本身是一种不适合见光的真菌。
格雷普正在磨咖啡豆。
手摇的。
动作很慢,很稳,甚至有点虔诚。一个曾经在芝加哥仓库外抽廉价香烟、穿着不合身外套、看起来随时会被任何一方顺手清理掉的小人物,如今站在长岛庄园里,用一种近乎资产阶级的平静磨咖啡,这画面本该荒唐,可阿纳纳斯一点也笑不出来。
因为他知道,真正离谱的事情往往不需要夸张。
它只需要活得够久。
“这是布鲁克林一家咖啡店自烘的豆子。”格雷普说。
阿纳纳斯在桌对面坐下,没碰杯子。
“你以前喝便利店咖啡。”
“以前我也抽十二美元一包的烟。”格雷普低着头,往滤杯里倒水,“人活下来以后,总要学会几样没用的东西,否则别人会怀疑你这条命活得太便宜。”
阿纳纳斯看着他。
格雷普比记忆里瘦很多,或者说,芝加哥时期的他并不是真的胖,只是穿着太廉价,整个人显得臃肿;现在不同了,合体西装把他变成某种更加窄、更锋利、更不易被注意的东西。他的头发梳得整齐,眼镜干净,袖扣简单低调,只有拿起杯子时,右手食指关节处那块淡淡旧疤还在,像旧身份没有完全擦干净。
阿纳纳斯忽然想起拉斯珀留下的纸条。
只要你活得够久,就会在不同的脸上看到相似的眼睛。
这句话讨厌得要命。
因为它开始应验。
“你现在叫格雷普?”阿纳纳斯问。
“是。”
“真名?”
“这重要吗?”
“你倒是适应得快。”
格雷普把咖啡推给他,自己在对面坐下:“你也一样,阿纳纳斯·科莫西斯。”
他说这个名字时,语气没有讽刺,也没有旧友重逢的热络,只像在核对一条账目:金额正确,出处可疑,但暂时不影响报表平衡。
阿纳纳斯终于端起咖啡,闻了闻。
确实很香,这更讨厌。
他希望格雷普过得糟糕一点,最好破产、秃头、牙齿发黄,继续抽廉价香烟,这样他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对方归类为“过去留下的垃圾”。可现实偏偏不是这样。格雷普看上去过得不错,甚至比阿纳纳斯更像一个成功完成身份清洗的人。
这让阿纳纳斯很不愉快。
“你举报了我。”他说。
格雷普没有否认:“是。”
这回答太平静。
平静得像在说自己曾经忘记缴停车费。
阿纳纳斯靠回椅背:“我以为你至少会先绕一圈。”
“你不喜欢听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