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奇怪的是,她没有像以前那样立刻后悔,也没有马上想撤回。她只是把手机放在桌上,第一次很安静地等。
乐乐那边没有立刻回。
一直到快凌晨一点,屏幕才亮起来。
不是文字,是语音通话。
宋荷接起来时,手指都在发抖。
那头很安静,像是在宿舍外或者楼梯间。乐乐开口第一句就是:
“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宋荷低低应了一声。
然后她听见乐乐很慢地呼出一口气。
“我刚刚把你那段看了三遍。”
她喉咙一紧,没说话。
“宋荷,”乐乐声音很低,“你终于肯把你最难看的那部分给我看了。”
这句话没有一点嘲讽,反而轻得近乎心疼。
宋荷眼眶一下就热了。
乐乐继续说:“我也承认,我以前总觉得很多事自己扛一下就过去了。可后来我才发现,不说不是在保护你,是在把你挡在外面。”
电话那晚打了很久。
她们第一次不是围着某一场具体误会打转,而是把更深的习惯、更早形成的自我保护方式一点点掰开来看。宋荷说自己从小就怕给别人添麻烦,怕一开口显得要得太多,所以索性先说自己不要;乐乐说自己太早习惯被家里、被老师、被周围人当成那个“能扛住”的人,久了连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示弱。
这些话说出来,并不会立刻让生活变轻松。
可它们第一次让她们都清楚地知道,问题到底在哪儿。
再后来,她们开始试着建立一些很笨、却很具体的规则。
比如加班太晚就只说“我今天不行”,不硬撑着回复正常;比如临时有事不能见,就直接改时间,不让对方靠等来理解;比如谁情绪已经到边缘了,就先说一句“我现在状态差,等会儿再聊”,而不是消失了再回来补一个解释。
这些规则听上去一点也不浪漫。
可成年以后的关系,本来也不是靠浪漫就能撑住的。
真正把她们重新拉到“并肩”这个词上的,是一场发生在乐乐家里的事。
那年冬天,乐乐母亲查出需要做手术。消息来得突然,家里一团乱,父亲在电话里只会说“你看着办”,妹妹又慌得只会掉眼泪。乐乐一边要请假回北方,一边还得处理手头已经接下来的案子和学校的事,整个人几乎是硬绷着在转。
她给宋荷打电话时,声音听起来平静得异常。
“我要回去一趟。”
宋荷心里一紧:“什么时候?”
“明早。”
“你现在在哪儿?”
“办公室。”